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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一个案例来启蒙李昌奎与赛锐案二审法官  

2011-07-22 23:27: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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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一个案例来启蒙李昌奎与赛锐案二审法官

                      杨 涛

2008年,在昭通卫生学校上学的21岁女孩吴倩,被一名叫赛锐的男子活活刺了27刀不幸身亡。案发后,吴倩的父母没睡过一个好觉,他们希望凶手能得到法律严惩。2009年5月,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赛锐死刑。随后,被告人赛锐提起上诉,云南省高院将此案改判为死缓。吴倩的父母对此近乎绝望,他们为此四处喊冤申诉。近期,随着李昌奎案准备再审,有了实质性进展,吴倩被害一案也渐渐走入公众视野。(《都市时报》7月21日)

 赛锐案一如李昌奎案一样,同样是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到了云南高院二审却变成了死缓,并且,连改判理由都惊人地相似“鉴于赛锐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本案系情感纠纷、矛盾激化而引发,对赛锐可酌情从轻处罚。赛锐属应判处死刑,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 其实,无论是李昌奎还是赛锐,其罪行都比药家鑫重,药被执行了死刑,此二犯却判处死缓,明显是法律适用的不公平,破坏了法制的统一和严肃性。但有人说了,李昌奎、赛锐与药家鑫案不同,是“情感纠纷”,药是针对不特定的人杀人。那么,好了,我再提供另一个现实发生的案例,一个云南高院法官的北京同行判决的案例。

   2007年12月,因猜忌妻子有外遇,北京男子吴某勒死妻子后焚尸灭迹。一审法院以“吴某能够如实供述犯罪行为,且其家属赔偿了被害人亲属部分经济损失”及本案系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为由,对吴某判处死缓。检察机关明确认为,对于发生在家庭内部针对亲人的犯罪,仅仅因为是婚姻家庭中引发的案件就从轻处罚,不但与法律精神不符,对被害人也是极大的不公平。北京高院认为,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以及认为原审判决量刑不当、建议改判的意见,理由充分,应予以采纳,二审改判吴某死刑,并且得到最高法院的核准,吴某最终被执行死刑。

 北京这起案例与李昌奎案、赛锐案比较相似,都是所谓的“情感纠纷”案件,都有自首或者坦白的情节(云南两起是自首,北京一起是坦白,自首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坦白是可以从轻),都没有得到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我想问的是,同样是“情感纠纷”案件,同样在共和国法院作出的判决,为何在北京的就是死刑,在云南是死缓?“情感纠纷”到底能不能成为罪犯的免刑牌?

不错,最高法院是出台了“因民间矛盾、婚姻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适用死刑要十分慎重”的刑事政策。但是,最高法院并没有说,这一类案件就一定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形区别对待。显然,云南高院将最高法院的刑事政策当作了免刑牌,而北京高院并没有这样认为。其次,所谓“民间矛盾、婚姻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的案件适用死刑要慎重,那是因为这些案件往往是事出有因,双方都有过错,针对的是特定的人。无论是李昌奎案、赛锐案还是北京吴某案,被害人并没有过错,罪犯是无理取闹且手段极为凶残,从轻根本没有理由。云南高院简单地将被害人与罪犯有过关系认定为从轻理由。而北京检方和高院却准确地指出“仅仅因为是婚姻家庭中引发的案件就从轻处罚,不但与法律精神不符,对被害人也是极大的不公平”。特别要指出一点的是,北京高院的这起改判,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这更明确表明,所谓“情感纠纷”绝非罪犯的免刑牌!

所以,审理李昌奎案与赛锐案的二审法官,如果对于民众强烈的质疑想不明白,不妨放下身段,向北京检方和北京高院请教。如果请教仍然得不出答案,那最高检要用抗诉,最高法院要用再审的方式,教育他们想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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