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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官受贿千万核心在于公权力失范  

2010-10-08 23:33:2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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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官受贿千万核心在于公权力失范

                杨   涛

 

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藕塘社区居委会干部刘怀寅收受贿赂近1000万元;庐阳区杏花村街道五里社区居委会干部邵修贵、郑文斌分别涉嫌贪污受贿83万元、33万元,社区居委会10年招待费花了614万元……很多炙手可热的生产要素,如土地、森林、水利、资金等开发利用权的相当一部分集中掌握在村干部手中,为村官提供了滋生腐败的温床。这样一来,小村官就会借助手中的资源把自己的权力“放大”。(《法制日报》9月28日)

 这些居民委会其实都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由原来的村改制而来,这些居委会干部其实就是刚刚洗脚上田的“村官”,他们的问题大多也是在原来“村官”位置上发生的。问题在于,这些连九品芝麻官都算不上的“村官”,何以胃口如此巨大,可以鲸吞近千万财产?合肥市纪委在一份村官腐败调查报告中给出的答案是:“‘上级’对村级缺乏监管,普通村民只顾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基本不过问村里的事,监督意识也不强,即使有‘挑事’的‘刺头村民’,也多被村干部一些小恩小惠收抚。”

  但我以为,真实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公权力的失范。公权力本应当在监管村级权力问题上,更有所作为,但是他们却并没有行使好自身的权力,表现在一方面是权力的越位,另一方面是权力的缺位,最终让“村官腐败”成灾。

  1998年颁布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也就是说,“村官”事实上由村民“海选”产生,但在实践中,有多少“村官”由村民“海选”产生,又由多少“村官”由乡镇政府或明或者暗地指定,沿用着以往的路子。此外,村委会与村支委的职责关系长期纠缠不清,导致并不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支书经常凌驾于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之上。如此,村民对于“村官”们先是无法监督和不敢监督,最终变成没有兴趣监督,说村民“监督意识也不强”恐怕事出有因吧!

    公权力越位还体现在,某些乡镇干部与“村官”在征地拆迁、移民救济等各种事务中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像合肥市纪委在据查“村官”戚某案件中顺藤摸瓜,带出了长丰县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时任双墩镇书记韩某涉嫌受贿的问题,就是明显的一例。

   另一方面就是公权力的缺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重大事项必须经村民会议讨论才能办理,村委会必须进行村务公开,其中涉及财务的事项至少每六个月公布一次。但是,在包括合肥查出这些腐败“村官”在内的许多地方的“村官”,他们决定的重大事项何曾经过了村民会议讨论,他们的财务何曾进行过像样的公开,“10年招待费花了614万元”如果不是纪委查出,村民们那里能知情?更重要的是,对于“村官”不履行这些职能,乡镇政府平时认真督促过他们履行吗?甚至,许多村民到政府要求进行财务公开,却总是被当作“不稳定因素”被强制遣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还规定对于贿选和破坏选举的要严厉打击,但是,许多农村“黑恶势力化”,黑恶势力把持着村级政权,相关部门却听之任之。例如河南郑州金水区柳林镇马头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的花二军网罗他人成立“治安队”,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却居然还被推选为河南省人大代表。

   在该放权时,相关乡镇政府和公权力却越位揽权;在该投身监管时,却放弃职责,听之任之,养虎遗患。这就是许多“村官”腐败成风的核心原因,而不是简单地归结为“‘上级’对村级缺乏监管”。如果我们不对失范的公权力让其回归本位,千万级的“村官”将向亿万级跃进,而保障村民合法权益为已任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最终会成为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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