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诽谤案批捕上提,没有驯服的权力仍然身怀利器  

2010-08-09 21:33: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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诽谤案批捕上提,没有驯服的权力仍然身怀利器

                           杨  涛

“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这是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的。(《钱江晚报》8月8日)

   从谡山诽谤案、曹县诽谤案,到辽宁省西丰县委书记张张志国以涉嫌“诽谤罪”为名进京抓记者,再到河南灵宝警方以涉嫌“诽谤”跨省追捕公民王帅,“诽谤罪”已经成为一些地方党政官员打击媒体和公民进行正当批评、监督的法宝,同时也成为了高悬于媒体和公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不过,与地方党政官员认为公民正当批评是损害了国家利益和政府名誉不同的是,最高检负责人却认为,地方党政官员随意以“诽谤”治罪才会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所以,最高检要将“诽谤”案的批捕权上提一级。

   地球人都明白,之所以要将“诽谤”案批捕权上提一级,原因在于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都在地方党政官员的控制之下,所以,官员说要捕,检察机关不得不捕。因此,最高检试图通过上提一级,让相对超脱的上级检察机关来审批,更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批评监督权利和言论自由。而我也认为,最高检这个努力也值得肯定,诽谤案批捕上提一级,相对于下级检察机关直接审查来说,肯定更能严格把关,进而少让公民蒙受冤曲。

    但以为上提一级就能让媒体和公民摆脱地方党政官员打击报复的梦厣,那不是天真就是别有用心。举个例子来说,某一诽谤案件提交到上级检察机关审批时,说不定来自下级地方政府的公函就到了,称此案涉及“社会稳定”,正如陕西省国土资源厅起草以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向最高法院发公函,干涉案件的审理,称如改判将“对陕西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而“维护社会稳定”同样是检察机关的重要任务,上级检察机关难道就一点都不要考虑下级党政官员的说情和施加的政治压力吗?

     地方党政官员打击报复公民正当批评监督的利器还很多呢。“敲诈政府罪”, 山西吕梁市临县兔坂镇农民马继文因为多次上访,被当地法院以敲诈政府罪判刑三年;“损害商业信誉罪”, 前不久《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遭到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以“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在网上通缉;“贪污罪”,安徽阜阳市颍泉区公民李国福因举报原区委书记张治安,被张治安指示区检察院检察长汪成以涉嫌贪污、挪用公款对李进行立案并逮捕;至于“诬告陷害罪”等“莫须有”的罪名更是层出不穷,只要地方党政官员控制了地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就不愁他们不按照自己的指示办事,也就不愁找不到罪名来对批评监督他们的公民治罪。更不用说,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比如省级、市级党政领导在他们一亩三分地上,打击报复更是易如反掌,他们指示县级警方对举报人以“诽谤罪”立案,再怎么上级检察机关审批,也是在他们掌控范围之内。

   显然,由于横向的权力相互监督制约出了问题,才导致公民深陷“诽谤罪”的泥潭之中,然而,我们对此往往就是开出权力上提一级的药方,比如工商、技术监督等部门省以下垂直领导,比如行政诉讼案件异地审理,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等等。这种权力上提的思维,固然可以一时缓解权力滥用突出的问题,却无法真正治本,也无法解除地方党政官员身怀的利器。因此,我仍然坚持认为,驯服权力必须加强横向的权力监督和制约,必须要让地方人大和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不在地方党政官员控制之下,能独立地发挥监督和制约的作用,让地方党政官员不但在“诽谤罪”上无空可钻,在其他任何罪名上和其他任何问题上都无空可钻,让公民权利保护实现无鏠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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