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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暴力拆迁获刑意义有限  

2010-06-02 21:50: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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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暴力拆迁获刑意义有限<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安徽阜阳,一个土地开发项目中,开发商与业主无法达成补偿协议,双方僵持不下。这场拉锯战,因政府公权力的介入而失衡。业主的房屋被违法强拆,一名业主服毒自杀。事后,授权强拆的一名副区长被问责,他同时被查出收受了贿赂。今年4月被判刑11年。暴力拆迁事件中,鲜有官员被问罪。此起事件被一些媒体认为是开先河之举。(《新京报》61日)

官员因为暴力拆迁而获刑,是不是阜阳颍州区原副区长曹颍章开了“先河”,这倒未必。2009年,就在阜阳市颍上县,黄坝乡党委副书记马文献、乡长沈寿忠与乡武装部长郑田礼也因为野蛮拆迁被判刑。但是,包括曹颍章在内的官员因为暴力拆迁而获刑,是否意味着公民住宅权利能受到保护,而称官员拆迁权力受到制约的时代到来,这种说法更是离谱了。

  曹颍章的获刑,主要在于他帮助开发商进行暴力拆迁时,引发了命案,而且,他指使政府执法人员进行的暴力拆迁,也没有请示区委书记和区长等主要领导。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引发了阜阳市主要领导的关注与指示。阜阳近年来几乎每年都有“闻名”国内的“负面新闻”。2007年,宋卫平由安徽省交通厅长空降至阜阳任市委书记。阜阳正经历一次重塑形象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下,市委书记宋卫平获知“强拆逼死人”消息后,颇觉紧张,立即批示,“由市纪委和市建委派员对拆迁过程的合法性进行调查”。但是,如果我们假设一下,曹颍章的暴力拆迁没有引发人命,也没有引发市委主要领导的震怒,那么,他还会不会因此而获刑呢?

    从目前全国的情形来看,类似曹颍章这样的官员擅自进行暴力拆迁的现象很多,但因此获刑却寥寥无几。这说明,曹颍章的获刑具有一定的或然性,获刑背后需要有酿出严重后果,舆论的关注和领导的震怒。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如果曹颍章的暴力拆迁,如果事先征求了政府主要领导意见,为政府的利益、以政府名义进行的,那么它再违法或者酿成什么样的后果,曹颍章都不可能因此而获刑。

  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比如坚决执行政府决定野蛮拆迁导致成都居民唐福珍自焚的成都市金牛区城管局局长钟昌林就理直气壮地说:好比一个杀人犯采取某种极端行为,难道我们就不追捕他了吗?”  而他本人的职务也并未因为这一自焚事件受到影响,更遑论追究刑事责任了。在对待官员暴力拆迁是否需要问责和处刑的问题上,政府是会区别对待的,如果像曹颍章一样,不经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并且私自收受开发商的贿赂,暴力拆迁民房,那就是在干“私活”,政府可能要对个别官员进行问责甚至是杀鸡儆猴;但是,如果官员是像钟昌林一样,是在坚决执行政府的决议,那怕这种决议与法律相距十万八千里,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官员都不可能为此问责和追究刑事责任。相反的是,如果一个官员不认真执行政府的命令进行强制拆迁,其严重比暴力拆迁酿成人命案更严重的多。

   这就是说,曹颍章的获刑最多只能对那些根本没有获得组织的批准就进行野蛮拆迁,进而闹出人命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官员才有警示意义。而以政府名义组织实施的暴力拆迁,官员仍然生活在“保险箱”里。然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讲,不管是官员私自进行的还是政府名义进行的暴力拆迁,结果都是一样的,他们赖以生存的居所灰飞烟灭。而且,今天的野蛮拆迁、强行拆迁单纯是官员个人擅自作出决定的是极少数,大多数的都是经过了政府集体决议,打着组织的旗号,公然违反法律、法规来进行。那么,曹颍章的获刑对于生活在暴力拆迁阴影下的民众,到底算不算是福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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