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彭宇困境”，法律当出手相救
杨 涛
南京的郑先生赶车时扶起一名跌倒孕妇，却被孕妇咬定是他将其撞倒。一旁的“证人”和赶来的孕妇丈夫都认定是郑先生的责任，并提出2千元钱作赔偿。郑先生只得报警，最终民警从监控录像证明了他的清白。（金羊网11月18日）
郑先生堪称南京的另一个“彭宇”，好心将跌倒的孕妇扶起，却被反咬了一口，相信“学雷锋做好事”的观念将在他头脑中受到严重的冲击。不过，好在技术进步了，郑先生从监控录像中得到了清白。但是，探头并非无处不在，是不是每个人在做好事时，都得先四处张望一下周围有无探头，而且要保证其能正常工作，否则，“学雷锋做好事”就免提了？看来，从2007年那起诉讼引发的“彭宇困境”难题至今并无得到破解。
一位记者如是说“如今中五百万已经不算大新闻，但做好事被冤枉却仍是大新闻。这说明后者的的几率比中奖更小。受到帮助的人对施助者充满感激，仍然是社会的常态。”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极少的个案而否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信任。”但实际上，从这些年的“彭宇案”，云南陈学清将摔倒在地上的七旬老背回家反被告上法庭的事件，以及郑先生的遭遇等等来看，“做好事被冤枉”比中五百万元大奖的机率似乎更大了许多。许多人在面对着跌倒的人时，已经开始学会在心底权衡要不要扶上一把，会不会因此而被冤枉呢？
是的，对于一个有心做好事的人来讲，如果上前扶了一把，做了一件好事，挺多是得到一声感激；但是，如果不幸遇到一个良心被狗吃了的人，反咬一口，则可能是要付出几千元、几万元甚至几十万赔偿的代价。因此，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来说，他们会权衡其中的成本与收益，最终的结果是选择上前扶一把、做好事的人越来越少，“雷锋”成为稀有动物。而对于那些诬告的人来讲，通常是四周地地无人，往往证据对他们很有利，他们诬告做好事的人是撞倒他的人，成功的把握很大，而这种成功就给他们带来几千元、几万元甚至几十万赔偿；相反，如果他们的诬告被揭穿，也没有什么后果，顶多道德上的谴责而已，像诬陷郑先生的孕妇一样，不过是要求她向郑先生道歉而已。这种收益远远大于成本，所以，那些诬告之人可能会越来越多。这一减一增，今后，谁也不敢去主动做好事，而跌倒在路上的人也无人答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冰冷冰冷的，这是我们社会不可承受之重。
要破解“彭宇困境”，让我们社会充满温情，让做好事的越来越多，不能光靠道德上呼吁人们，让他们坚信“受到帮助的人对施助者充满感激，仍然是社会的常态”，坚信真相总有一天会澄清。我们也该考虑考虑对于那些诬告他人的所谓“弱者”进行惩罚，这方面，法律责无旁贷，该出手就出手。”《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恶乞”扰人，法律断然出手，甚至处以“五日以下拘留”。那么，那些试图诬陷他人得到赔偿的人，其性质比“恶乞”更恶劣，涉嫌的是敲诈勒索了；其社会危害也比“恶乞”更严重，让我们的社会无人敢出手相助。因此，对诬陷做好事的人，如果证据确凿，法律就应当规定对于进行警告、罚款甚至拘留；如果勒索成功，视其金额大小和情节的轻重，可以用敲诈勒索罪来治罪量刑。
总之，要破解“彭宇困境”，让郑先生这样的“学雷锋做好事”的好人不再受到诬陷，不但要从道德上激励他们，更应当让法律出手，让好人不因做好事受到伤害，而诬陷之人则因为诬陷而受到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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